全球第一个孵化器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诞生在美国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国出现了第一个孵化器。
几年前，伴随“双创”大潮，联合办公在国内骤然兴起，和孵化器一样，同样为舶来品。
作为舶来品，各式孵化载体是如何进行本土化落地和演进的？与国外相比，形态上存在哪些差异？
针对上述主题，采访了近十位行业一线从业者，并将采访实录整理如下：（排名不分先后，内容略有删减）
毛大庆（优客工场创始人）：国内更重to B服务，国际更重to C会员类自由职业者
中国可能更倾向于或者说更侧重于企业服务、to B的服务。跟国际，不光是WeWork，包括跟欧美其他联合办公同行相比来看，中国在企业服务这块的重视程度、应用程度，都可能要多很多。
而国外，在所谓的会员管理和会员服务上，相对来讲更偏重于C端自由职业者，还包括一些生活类的服务。
中国今天的应用者可能还更在意企业效率、企业成本等，所以to B的服务要求就会比较多，这可能是中外的差别。
张剑（纳什空间创始人）：做企业的基础设施
本质上是源于对市场的理解不一样。
我们的理解是，最好百花齐放，别都做成一样，别让无序的恶性的竞争，把行业搞得太同质化。
所以，即便有WeWork这么高估值的品牌在，我也觉得一款产品不能服务所有客户，因为不同对象会有不同需求，需要提供不同的服务和产品。具体到办公空间上，怎么可能一个空间让所有人都觉得很满意？
当然，最好的创业企业很重要，但它并不能成为空间的全部，这样的话，市场会很小很窄。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，你怎么变成一个基础设施，怎么去帮广大小企业解决问题。
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产品和服务，就是更贴合需求的方案，也是我们跟同行的差别所在。
表面上看，我们做了超级工作室和联合办公两条产品线，但实际上背后是我们对中国本土企业需求的一个更深度的洞察，或者理解。
我们希望在中国企业全国化，然后全球化，不断了解和适应需求，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。
徐洁平（Plug and Play中国区管理合伙人、CEO）：只是阶段早晚问题，中国的业态正在演进
其实不能说不同，只能说阶段的早晚。中国“双创”前大部分孵化器和加速器，都处在硅谷或者全球15年之前最早的一批形态。
后来，西方的业态随着微软、AWS等的加入，开始了向产业资源对接和投资的演进，慢慢形成生态平台和开放市场。
同样，我相信，今年中国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场地运营、孵化运营和空间服务提供商，在生态建设、产业对接和创新要素的对接上做更多布局和推动。因为双创在空间上的红利越来越少，很多补贴基本上到去年就已经停止了。
靠双创红利纯粹支撑一个空间，这个模式是不存在的。初创企业不可能付出很高的租金，而他们又喜欢集中在相对热闹和聚集度较高的地方，比如一线城市，这明显是个悖论，但这个悖论完全靠租金收入其实没办法解决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一定会慢慢淘汰掉一批，然后大家会往深层次的创新服务去探索，面向投资、面向产业、面向投后、面向加速。
赵新良（留创园主任）：国内政策服务支持更多
国内孵化器做的服务内容可能会多一些，服务涵盖得更多、更广，比如辅导培训、人才、研发条件、投资融资、政府政策服务、市场等，覆盖了创业者的生活和工作。
尤其，中国的孵化器在争取政府政策支持方面大部分做得比较好。包括像我们留创园，只要是政府能提供的，我们都会尽量帮企业和创业者拿到。
国外政府主动支持则会少一些，孵化器这方面工作相应没那么多。他们更多是商业性的孵化器更多，所以主要从商业化角度考虑得多。
李军（北航天汇孵化器董事长、北航科技园董事长）：从业者产业经验存在差距
其一，国外孵化器没有国内体量那么大，是小而精的。一个孵化器两三千平米，二三十家企业，就算规模不错的了。
其二，往往国外的孵化器，尤其法国、英国的，更多并不是帮企业做技术、做商务、做市场，而且孵化器从业者更多来自国际化大公司、大企业，即真正做孵化器的人基本是有经验的，产业里出来的人。这部分人很少有特年轻的，都是大概四五十岁左右，有经历和资源。
而国内孵化器市场，整体上缺人。现在大部分都是为做孵化器而做孵化器的人，在这个行当里干到一定程度，然后在不断的工作经历和职位变化中产生出来。
乐观的是，现在中国的产业界已经开始做孵化了，比如投资人为了所投企业能集中管理，降低管理成本，开始尝试投资加孵化。
颜振军（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、韵网创始人）：国内孵化与产业连接较弱
国外所有好的孵化模式，中国都有，中国这1万多家机构各种各样，各种模式都有，是丰富多彩的。但是我们的孵化器在很多精细的流程设计和控制上，特别是在孵化业务和产业资源的连接方面，差别还比较大。
国外很多孵化器一生出来，就有很多大企业参与其中，比如大企业提供一些赞助，回报就是优先得到相关小企业资源，包括并购技术资源。
中国的情况则非常复杂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不好一概而论，有些人做得很好，比如AA加速器等以培训辅导为主的，做得很棒，跟YC也差不了太多，但这样的很少。
程方（清控科创总裁）：国外同行比较从容，国内则“极其急躁”
第一，美国孵化器其实是一个极小众的行业。因为美国市场的商业创业，本身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行为，孵化推动的需求应该没那么大，这是大环境的不同。
第二，美国的创业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，即它是由一批创业成功的人来推动，比如大企业退下来的高管，既有商业意识，又有公益情怀，他才去做创业。
但我们很多人把做孵化器当成一种职业，我们要通过做孵化器来换得公司的生存，给每个人发工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那边同行的心态会比这边要从容很多，而比较放松、比较从容的情况下，很多的事情动作就是不一样的。
我们目前又急迫，又有资本的裹挟，又有政府的期望，又有我们自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，所以表现出来整个国内的孵化器行业是一个极其急躁的行业，大家都很急。这个可能是两边最大的不同。
其实某种程度上从孵化器本身的功能和服务来说，我认为我们比美国强，软件、硬件、活动、提供的服务各方面。美国没有那么多服务，但是人家创业导师是真的导师，真坐在这跟你聊。
夏春芬（WisU智汇青年创业孵化园创始人）：国外孵化器运营更精细，国内则因浮躁而浮于表面
在硅谷，孵化器内部工作团队组合简洁紧凑、扁平化小组织高效率运转，团队独立业务支撑能力强。同时外部价值链深厚绵长、重视精准度，商业本质强，消耗度低。众多关联组织和个人都对孵化创投领域充满信任，也愿意在各种场合与各领域的人，交换他们能为初创团队做的服务。
大企业的大量加入，优质资本的加入，让孵化器可以用心去做好挑选项目、培育项目的角色，将关键能力训练成熟，而不必急于去完成全链条服务维持生存，所以在硅谷能出现精益创业、设计思维等前沿的早期项目训练的方法观点。
而国内孵化器难以静心在深度探索培育能力，又要去完成各种不必要考核指标，反倒容易产生行业浮躁现象，不利于实现本质能力价值。硅谷的方法路径和空间装饰可以复制，但他们深藏内心和全链的使命感与商业探索热情，以及逐渐形成的全民信任机制则很难。
赵清（泰智会创始人）：文化差异导致模式差异
就个人在美国生活和短暂工作的经验，我认为两国人文文化的差别，造成了孵化器模式的差异。
比如说在美国，我们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开放的，不会担心其他人抄袭，因而美国的种子投资，包括孵化器，大家开放工位坐在一起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
但是中国这些都有问题。国内团队稍微大一点，就不想坐开放工位，除某些互联网领域的年轻人更认同美国文化，相对比较开放外，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子的。再加上如制度建设、体系成熟度、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完善度因素，国内基本上很难诞生像YC这样的孵化器。
吴玲伟（AA加速器创始人、AA加速基金创始合伙人）：我们有更完善的系统产品
跟美国的加速器、孵化器相比，我认为AA加速器今天已经走出了一条跟所有都不一样的路。
YC其实并没有系统性的产品，我们则有自己的硬核产品，这个产品可以IT化、工具化，未来还可以游戏化，创业企业自己在下面练，来提升自己的战略思维、产品思维、模式思维、合伙思维。
转自创头条，作者：杜航，原文链接：http://www.ctoutiao.com/2362246.html
